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是现在非常闻名的建筑，在它最初规划时，预估所需费用是700万澳元，后来却越建费用就越多，最终费用高达1.02亿澳元。
而中间有一段时间，政府为了筹措费用而非常头痛，后来他们决定了一种特别的筹钱办法：发行彩票。
而1960年6月1日，在歌剧院彩票的第十次开奖时，中了10万镑（约等于现在3百万澳元，约等于1千4百多万人民币）的37岁男子巴齐尔·索恩Bazil Thorne手持着他的中奖彩票出现在了报纸头版——由于当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彩票中奖者需要私密性的概念，并且也为了透明起见，在悉尼报纸的头版上刊登了彩票中奖者的照片和私人细节。
7月7日，巴齐尔8岁的儿子格雷姆·索恩Graeme Thorne失踪了。
格雷姆每天早上例行会在离家约300米的一个街角等待他同学的母亲菲利斯·史密斯Phyllis Smith开车载他和同学一同上学。但是在1960年7月7日，格雷姆如往常一样在早上8:30离开家，但是当史密斯太太来到街角接他时，却没见到格雷姆。
史密斯太太开车去到格雷姆家里，看看他是否要去上学，结果格雷姆母亲弗雷达Freda表示他已经出门了，可能他自己去学校了。于是史密斯太太开车去了学校，发现格雷姆也不在学校，得知情况后，弗雷达报警了。
当天的上午9:40分，一个带有明显外国口音的男人给索恩一家致电，弗雷达在警察拉里·奥谢Larry OShea的陪伴下接了电话。对方说道：“你的男孩在我手里，今天下午5点前我要2万5千镑，如果5点前收不到钱，我就把男孩拿去喂鲨鱼。”绑架者还说道他会在下午5点再次打电话给他们指示，然而索恩一家等到晚上9:47分才收到绑架者的第二通电话，在警员的指示之下，他们在电话里尽量拖延时间，以便进行追踪。绑架者开始发出指示，要把钱放在两个纸袋里，但随后突然挂了电话，没有再提供进一步的指示。
在绑架案发生的第一天，警察一直在索恩家附近进行搜查，警务专员还在电视上发表了面对公众的呼吁，希望大家能提供线索，情绪激动的父亲巴齐尔也参与了电视呼吁。
格雷姆失踪后的几天，整个州警察的休假都被取消了，这成为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搜捕行动。警方宣布悬赏5千镑，另有两家报社悬赏1万5千镑以寻求更多线索。
在获得了许多真假线日，绑架发生六周后，三名男生发现了格雷姆的尸体——他仍穿着校服。其实装有尸体的毯子已经在那里一段时间了，但是孩子们并没有多加注意，直到他们向父母提及到毯子的事情之后才发现。
男孩的身体和包裹着他的毯子上沾染的土壤里有一种粉红色的石灰浆碎片，证明他曾被存放过在一个房屋内，经过法医的检测，他们帮警察把搜索范围缩小到带有蓝色汽车、粉红色灰浆和院子里生长着两棵柏树的房屋。
一个邮递员在警方公布了相关信息后，表示自己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屋子，于是警察找到了凶手的房子——这个房子离发现尸体的地点只有1.5公里。
当母亲弗雷德看到凶手的照片时，她吓了一大跳：他在案发前曾来过索恩家，并表示自己是私人侦探。
在巴齐尔·索恩被获得巨奖的幸运带上了报纸头条后，史蒂芬·布拉德利Stephen Bradley看着报纸上的巴齐尔，开始制定了自己的绑架计划。
史蒂芬是匈牙利人，家乡发生战争后举家移民到澳大利亚悉尼，因与当地格格不入的口音和长相，饱受生活上的各种煎熬。
他看着报纸上的巴齐尔，觉得对方的生活竟是如此轻松简单，对比起自己艰辛的生活，他越想越愤慨。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索恩家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澳大利亚家庭，过着谦虚而诚实的生活，他们也需要努力维持生计。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间很基本的地面出租公寓，虽然面积小，但条件尚可。他们在彩票中奖之前几乎没有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屋。
布拉德利利用了从报纸上获取到的索恩一家个人信息，每天到他们家楼下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并想方法从接线员那里获得了他们的家庭电话，然而却一直打不通。
为了获取他们正确的电话号码，布拉德利更把自己乔装成为一名私人侦探敲响了索恩家的大门。
1960年6月14日，大约在晚上7:30分，史蒂芬·布拉德利到达索恩家门口，弗雷达出来应门，布拉德利能看到巴齐尔坐在公寓内最里面的房间往外看，一家人对陌生人来敲门都显得有点惊讶。
弗雷达以为布拉德利是来推销的，为了消除疑虑，布拉德利向她展现了自己最迷人的笑容，并告诉她，他正在寻找博格诺尔先生Mr.Bognor，弗雷达表示她并不认识博格诺尔先生，布拉德利指着自己笔记本上的电话号码问到：“那这是这个单位的电话号码吗？”弗雷达惊讶地说：“你怎么获得这个号码的？这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可是下周才开始使用。”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观察后，布拉德利决定把格雷姆·索恩作为目标——因为他在早上会有几分钟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在路边等史密斯太太来接他上学的时间。
1960年7月7日，史蒂芬·布拉德利在上午8:15分到达那个街角，坐在车里等待着格雷姆的出现。大约8:30分，他看见格雷姆正在向他的车子走近。布拉德利打开了车门走到外面，对路过的格雷姆说：“你一定是格雷姆吧。”格雷姆点了点头，布拉德利继续说：“我来接你去学校，史密斯太太生病了，你同学已经上学去了，你的母亲弗雷达让我来接你上学。”
看着面前这个对他友善微笑着的男人，而且布拉德利知道母亲和学校的名字，还知道史密斯太太每天早上来接他上学，这一事实给了他一种权威和真实感，使得格雷姆解除了武装，并完全忘记了父母常跟他说的：“永远不要跟陌生人走。”——然而显然在这个时候，布拉德利已经不是“陌生人”了，而是“母亲的朋友”。
格雷姆自愿地上了布拉德利的车，坐在副驾驶上。一路上两个人一直说着话，布拉德利不断地问格雷姆各种问题，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交谈上，直到布拉德利把车缓缓停在了百年纪念公园。格雷姆此时有一些焦虑，因为他上学的路上并不会经过这里。
突然布拉德利的两只手横过座位向格雷姆伸去，紧紧抓住他的脖子，把他的头摁在其大腿上，然后掏出来一块有刺激性气味的手帕捂在格雷姆的口鼻上，在30秒之后，格雷姆失去了意识——他甚至都来不及呼喊。
布拉德利将准备好的野餐毯子覆盖住男孩软弱的身体，趁着四下无人，把格雷姆放到了车尾箱里，并把其双手绑在了背后，把脚也绑在了一起，最后将丝巾紧紧地绑在他的嘴上，以防他醒来后会发出声音。
他开车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停在公用电话亭附近，并拨打了索恩家的电话索要赎金。
电线分钟，布拉德利回到家。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车尾箱，发现男孩开始蠕动并发出一点声音，此时格雷姆是半昏迷状态，然而他随时都会醒来。于是布拉德利再次拿出那条手帕捂住他的口鼻，直到他停止蠕动为止。
布拉德利把格雷姆留在车尾箱内，他的打算是在下午5点再次打给索恩一家提供具体的交付信息，然而在下午3点时他去打开后尾箱时，发现男孩已经没有了呼吸。
在草草丢弃了格雷姆的尸体后，布拉德利一家人搬出了房子，并租了一间公寓。9月26日他们乘坐轮船“喜马拉雅山号”离开澳大利亚前往伦敦。
10月10日，当“喜马拉雅山号”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停靠时，两名悉尼警察已经在那里等着布拉德利。
通过5周的法律扯皮，布拉德利于1960年11月18日被引渡到澳大利亚——据称他在航班到达悉尼之前便已经认罪。
悉尼中央刑事法院的审判于1961年3月20日开始。对布拉德利过去的调查表明，他于1926年3月15日出生在布达佩斯，他的原名是伊斯特万·巴拉尼Istvan Baranyay，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后，于1950年3月28日到达墨尔本。
自1948年离婚以来，他于1952年与伊娃·玛丽亚·拉兹洛Eva Maria Lazlo结婚并在墨尔本育有一个孩子，直到1955年2月26日妻子因车祸去世——车祸被判断为可能是有可疑的。
巴拉尼后来把自己的名字英语化，改名为史蒂芬·莱斯利·布拉德利Stephen Leslie Bradley。1958年，他第三次结婚，对象是有两个孩子的离婚女性玛格达·威特曼Magda Wittman，照顾家人使他感到压力倍增，随着储蓄的减少，他被迫从事许多不同的工作。
他声称格雷姆是在自己车里窒息致死——然而法医反驳了这一点，因为在男孩的肺部也发现了布拉德利院子里有的柏树的粉尘，证明男孩曾活着暴露过在布拉德利房子里的。
备受瞩目的谋杀案审判持续了九天，他被判终身监禁，这是新南威尔士州谋杀罪的最高刑罚。
新南威尔士州高级检察官马克·特德斯基Mark Tedeschi在1960年与格雷姆·索恩年纪相仿，他表示当时的事件：“是澳大利亚纯真时代的终结，悉尼许多人的童年时代发生了改变——我们再也没有给予在街头玩耍或在丛林中漫游的自由了……数十个人此后告诉我他们是如何被限制在后院玩耍的，许多父母对此感到恐惧。”
而且在索恩案后，澳大利亚的彩票程序发生了变化，中奖者可以选择匿名。该案还对澳大利亚法医学的发展和新的绑架法律至关重要。绑架勒索被视为一种主要的美国现象，在索恩案之前，此类事件在澳大利亚尚属未知。
审判后，布拉德利被送往监狱，在那里他有秩序地工作，并受到保护，免受其他囚犯的侵害。1968年10月6日，他在监狱的一次运动比赛中死于心脏病发作，得年42岁。关于犯罪，布拉德利从未表现出任何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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